我的矿工父亲
前几日，又见母亲从手机里偷看父亲的照片。我知道母亲又在想念父亲了。五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我的父亲永远地告别了他的亲人朋友和挚爱的煤矿。
母亲说，父亲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母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与比他年长七八岁的哥哥相依为命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年“困难时期”，父亲与村里许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，为了填饱肚子而偷偷地趁着夜色跑出村子，一路历经艰难，从河南“闯关东”到达辽宁北票。几经周折，进入煤矿，成了一名煤矿工人。那一年，父亲还不满十八岁。
说起父亲年轻的样子，母亲嘴角会不自觉地向上弯起，那微笑里蕴含着对父亲深深的爱意。母亲说，一九七零年，父亲所在的北票矿务局数百名工人，响应毛泽东主席“三线建设要抓紧”的号召，义无反顾地从东北辗转来到二次上马建设的韩城矿区，支援大西北建设。父亲被分到英山煤矿工作。那个时候，矿区从南到北百余里的战线上，有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：“有条件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！”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。然而，不曾料到的是，英山煤矿井巷建成后并不具备开采条件，被迫关停。父亲主动申请到下峪口矿井下工作，这样每月可以多挣十多元钱养家糊口。
母亲讲述到这里，一脸的无奈。
每每想起我在河南农村度过的童年，总是回眸处心寂寂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在记忆的深处，经常在睡梦里被父亲的胡茬儿扎醒。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看见父亲从远方归来，一家人都十分兴奋。每次探亲回家，父亲总会带一些当时农村稀罕少见的玩意儿，比如提灯、洋火枪和饼干等。我最喜欢玩洋火枪了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两分钱一盒的火柴，也是很珍贵的，只能偶尔打一两枪听个响儿。
早晨第一缕阳光洒在四月初的麦苗上，把露珠打得晶莹剔透。父亲领着我们穿过一望无垠的麦田，到集市上，每人喝一豌豆腐脑、胡辣汤，吃几个水煎包。
一九七五年八月，父亲又一次探亲时正逢小弟出生，父母亲期盼女儿的愿望最终幻灭，只能肩负起养育四个儿子的重任。没过几天，发生了洪水灾害。当时，眼瞅着满院子的水往屋里渗，全家人被迫朝着村西头高处转移。这次天灾之后，父母亲决定，再艰难也要把全家人都接到煤矿上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个秋天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带着无限的乡愁，我们一家人乘坐着绿皮火车，在咣咣当当二十多个小时后，到达黄土高原有着“鲤鱼跃龙门”和大禹治水美丽传说的陕西韩城下峪口矿所在地——龙门镇。
到矿上吃的第一顿饭，是父亲做的香喷喷的肉面片，我吃了两碗，那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到了晚上才知道，我们的家其实就是沟塘子里的一孔不大的土窑洞。与我家一样，住在那里的矿工有几十户，有的住的是土窑洞，有的住的是油毡房，整个沟塘就是一片“矿山村”。
转眼入冬了，窑洞太小，容不下一家人，我和哥哥便搬到父亲的宿舍里去住。在下峪口待过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：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。”有天晚上，我和哥哥赶往宿舍，一路上狂风呼啸，卷起地面的积雪在旷野打着旋儿飘移，飞雪扑打在脸上像沙子打在脸上一样疼。这样的经历我“享受”过五个冬天，至今依然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慢慢地我才明白，一家人的吃穿住行单靠父亲的工资是不够的，每个月都要靠亲朋接济。夏天时，父亲动手制作了一个冰棍箱，母亲背着冰棍箱每天早上去排队批发冰棍，然后卖冰棍。立秋后，父母亲又批发来当地的柿子和苹果等，摆起了地摊。虽然是小打小闹，但确实缓解了家庭生活的紧张状况。
一九八四年，在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，韩城矿区在招收新工中试行合同制，年仅十八岁的哥哥当年被招到桑树坪矿，成为矿区首批劳动合同制煤矿工人。哥哥参加工作，成为全家人脱贫和走向美好生活的转折点。而这时，白发已悄然爬上了父亲的头。
韩城矿区的五十年发展历程，有过轰轰烈烈的创业期，有过扭亏为盈的兴盛期，有过举步维艰的低谷期，也有过黄金十年的辉煌期。我的父亲就是见证者之一。
一九八七年，随着国家户籍制度“农转非”政策放宽，我们全家人转为了城镇户口。三年后，我家分到了首套单元房，虽然不足六十平方米，但也令全家人高兴不已。
一九九二年，父亲光荣退休，但仍然没有闲着，和母亲共同经营着水果摊，一直经营到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。进入新时代，我们陈家兄弟四人陆续在新城区买了新房和小汽车。母亲在儿孙的照顾下，乐享着幸福晚年。我常想，父亲若还在世，看到现在的变化和幸福生活，该是多么高兴啊！
我的父亲选择了煤矿，为此奋斗了一生。他的儿子子承父业选择了煤矿，无怨无悔地工作着。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。父亲的一生如矿区众多的父辈一样，是奉献的一生。每次想起父亲的往昔，我的内心就会泛起阵阵温暖、感动和幸福的涟漪。
（韩城矿业 陈凤鸣）
